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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屈原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发表日期:2008年6月5日      作者: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研究员 刘开美     【编辑录入:admin

内容提要  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人。屈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的爱国志士。文章以楚辞中的屈原诗句为主要材料,论述了屈原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指出:屈原爱国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特征表现在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富有感情的执着性。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是屈原爱国主义的实质,表现为提出美政的历史进步性、实施美政的顽强斗争性和坚持美政的意志坚定性;具有深刻的人民性,是屈原爱国主义的核心,表现为敬重人民的英勇顽强、同情人民的深重灾难和牵挂人民的赤诚之心;富有感情的执着性,是屈原爱国主义的外象,表现为对祖国的报效之志、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和对祖国的忠诚之心。文章强调,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与成千上万志士仁人的爱国思想汇成炎黄子孙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研究屈原爱国主义思想,弘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实现四化、统一中华,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屈原  爱国主义  政治理想  人民性  执着性

 

作者简介  刘开美(1947 ),男,湖北宜昌市人,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湖北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方经济、文化研究。近十年来在市、省、国家书报刊上发表以及在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的学术文章近200篇次,其中《试论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一文,于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第4期全文转载;在省、市获奖23篇次,其中,《开发文化产业,促进经济文化共同发展》一文,于2001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十多年来由本人主持或参与主持编辑出版著作5部,2部在省、市获奖。

 

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人。屈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从政当初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曾担任左徒(相当于副宰相)的重要职务。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他创造的“楚辞”这一崭新的文学形式,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从集体咏唱到个人独创的全新时代,对我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195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的爱国志士。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追求理想,持正不阿,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与误国、卖国的腐朽贵族势力不屈地斗争了一生,最后为殉于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至死不离祖国的决心,而投汨罗江自尽。这种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千百年来,每逢夏历五月初五,人们便到江河里赛龙舟,投粽子,以慰忠魂。而屈原用他整个生命铸成的充满美好理想和爱国激情的伟大诗篇,更是在人们中广为传诵,给反抗强暴,匡扶正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尊严斗争中的历代人民以勇气和力量;给后世文人以深刻的教诲和启迪,滋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进步作家。以至,屈原在中华民族亿万子孙的精神中得到了永生。笔者写作本文,仅就屈原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

屈原,作为我国2000多年前的伟大爱国者,其爱国主义思想固然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阶级属性和具体内容,然而,为何在中国千百年来的沧桑变迁中,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呢?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爱国主义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深刻的人民性和感情的执着性。这与历史上种种稍存即逝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潮有着天渊之别。因此,尽管时代变迁,阶级沉沦,人类蕃衍,其基本精神与那些热爱祖国,顺应历史潮流,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忘我奋斗的人们,总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这就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浩气长存的奥秘。我们要弘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凝聚力,以完成实观四化、统一中华的伟大任务,就要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那么,屈原爱国主义具有那些本质特征呢?笔者认为,屈原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首先表现为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追求崇高的理想,是人生价值实现的驱动力,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凝聚力,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实质,就在于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屈原正是如此,他把热爱祖国与富强祖国、统一长期分裂的中国这一崇高的政治追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就是要在楚国实现“美政”。屈原美政的具体内容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2]。他主张通过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不分贵贱地选拔人才,刷新政治,依法行事,限制旧贵族的特权,使国家强盛。屈原这一开明的政治主张,切中了当时楚国的弊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大家知道,屈原处于战国时代的后期,正是七雄纷争的存亡年代。当时的战国七雄,要数秦、楚两国最为强大。它们互相抗衡,均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关键在于自身的内政外交。当时有所谓“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 [3]的说法,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面对统一中国非秦即楚的态势,楚国应该富国强兵,与其他诸侯国结成同盟,以抵御秦国,才是正确的国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楚国的利益,又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当时楚国的政治被一些毫无远见,只知苟安享乐的腐朽贵族集团所把持,以至形成“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 [4]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拯救楚国的命运,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革新政治,修明法度。屈原的美政,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他从政期间,一方面奉令起草“宪令”,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另一方面两次出使齐国,合纵抗秦,收复失地。这一切可以称得上是屈原爱国主义的壮举。对楚国的前途和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使楚国的内政外交取得了一些成就。屈原《惜往日》中有这样的诗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女矣[5]

对屈原推行美政的情形有所追述。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也有所记载。

然而,屈原的政治主张,触动了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因此“遭谗人而嫉之” [6]。但是,屈原决不屈服权贵,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拯救祖国的前途命运,与腐朽贵族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对此作了记载。讲屈原遵楚王之命制订“宪令”,尚未定稿,上官大夫便“欲夺之,屈平不与”。这说明围绕宪令的实质内容,屈原与旧贵族势力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势力便施计打击屈原。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诬陷屈原,说“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于是,楚王“怒而疏屈平” [7],进而先后两次流放屈原。这是当时楚国光明与进步同黑暗与倒退两种势力的殊死斗争。屈原虽然官场失意,但却是进步势力的代表和化身,是爱国图强的中流砥柱。由于屈原被疏,进而被逐,而腐朽贵族势力占了上风,便使得楚国内政黑暗,外交失策,以至国土沦丧,怀王客死异邦,国势衰弱,楚国危在旦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屈原的美政,是楚国生死存亡的生命线。进而说明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为实现美政而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

屈原坚贞爱国,追求进步理想,不仅表现在从政期间为实行美政而顽强斗争,而且表现在失意官场、屡遭放逐的逆境中仍然坚持理想而矢志不渝。这在他再逐江南期间所写的宏伟诗篇《离骚》中反映得淋漓尽致。诗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讲的是诗人的姐姐女对他的劝戒。女用鲧的故事劝告屈原,说鲧由于过分刚直遭到杀身之祸,被杀害于羽山之下,要屈原凡事随大流,明哲保身就可以了。屈原则不以为然,为了证实自己行为的正确,他假托到古帝重华那里去陈词。他向帝舜陈述了历代兴亡的历史事实和自己的政治主张,强调只有举贤授能,遵守法度,才能长久享有天下。这一切果然得到重华的肯定。从而更加使屈原充满自信,他表示“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8]这说明屈原即使处于逆境,面对女的劝戒,仍能从历史到现实,对自己的主张进行认真的理性思索,从而在今后出路的选择中,进一步表白了自己坚持理想、忠于祖国的心迹。《九章》中的《涉江》对此作了反映。在这首记述诗人被逐江南历程和心情的诗中叙述了十分凄苦的流放遭遇。“深林杳冥以冥兮,乃猿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即使如此,但诗人仍表现出坚持理想、矢志不渝的精神。“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9]诗人任凭人世间黑暗、浑浊,对自己无人理解,仍坚持走自己的路。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甘心吃苦受难。这种崇高的精神,为诗人最后决意“从彭咸之所居”作了坚实的思想铺垫。

总之,从屈原提出美政的历史进步性,实施美政的顽强斗争性,到坚持美政的意志坚定性,集中体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是以正义、理想和信念支撑的。把握住屈原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也就抓住了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实质。

()

屈原爱国主义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爱祖国与爱人民是密不可分的。祖国是人民生息的国度,而人民则是祖国的重心。历代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民为贵”。热爱祖国,就要同情人民,关心人民,为了人民。爱国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人民性。屈原的爱国主义,把热爱祖国与同情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立志实现美政,使楚国富强起来,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屈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这就是敬重人民的英勇顽强;同情人民的深重灾难;牵挂人民的赤诚之心。

屈原《九歌》中有首具有特殊风格的诗,这就是《国殇》[10]。单从诗人对篇名的匠心,就可以领悟到他对为国牺牲先驱者的崇敬之情。诗中,诗人以激越的感情,描写了一场残酷而壮烈的战斗场面: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这里,写的是披坚执锐的楚军将士,在战车相摩,短兵相接,旌旗蔽空,敌众若云,矢坠如雨的鏖战之中,奋勇争先,冲锋陷阵。诗中,写他们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不但不肯后退一步,反而“援玉袍兮击鸣鼓”,把战鼓擂得更响。他们“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离兮心不惩!”表现出视死如归,誓无反顾,与敌人奋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些楚国卫国将士的英雄气概,以极大的敬意礼赞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如此浓墨重彩地歌颂这些为国捐驱的将士并非是发一时悯心之感慨,而是其爱国敬民思想的反映。一首《国殇》,可以说是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屈原爱国敬民的心灵强烈撞击的结果。诗人崇敬将士争先杀敌的勇气,讴歌将士出而不入,往而不返,首驱分离,心不悔恨的精神,赞美将士勇猛英武,刚强勿欺,虽死犹生的英雄形象,是对爱国主义的高扬,是对人民群众在保卫祖国斗争中的作用的高度肯定。这对于一个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七国纷争的动荡时期,本来人民群众就一直处于沉重的战乱之中,加之楚国政治黑暗,民众更是苦难交加。当时,“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 [11] ,“民羸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奠,道殪相望”。“盗贼公行,而弗能禁” [12],平时犹复“厚赋敛诸臣百姓,见疾于民” [13],战时则内见“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 [14] ,外见“掠于郊野,以足军食” [15]。这一切,反映楚国已经到了“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 [16]的地步。面对这种状况,屈原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在《离骚》中,屈原这样写道: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革几 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17]

诗人长声叹息,揩着眼泪,对人民如此艰难的生活深表同情。诗人为拯救人民于苦难而追求的美好理想遭到阻碍,因为直言进谏诗人也朝夕般地转眼就被取而代之了。当着秦将白起攻克郢都,楚王仓惶东迁,百姓四处逃亡时,随民外逃的屈原,目睹这国破家亡的惨状,痛心疾首,百感交集。他在《哀郢》中写道: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18]

诗人激愤地呼号苍天,责问它为什么向老百姓发怒降灾,造成人民妻离子散,四处逃亡。他“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诗人登上大堤远眺,看到的是大片富饶可爱的土地和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古朴善良的人民,而这一切都要遭到敌人的占领和践踏,诗人感到无限的痛苦和哀伤。在这里,屈原忧国哀民的思想溢于言表。

尤其可贵的是,屈原在他政治失意的逆境之中,仍然心里牵挂着人民。诗人在《离骚》中写他在极度的苦闷彷徨中,假托去找灵氛占卜请教出路。灵氛对他说,天下何处无芳草,你何必单单眷恋自己的故乡呢?劝他离国出走,另去寻找自己可以施展抱负的地方。经过一番思考,诗人便决心去国远游。然而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却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于是又留了下来[19]。诗人在《九章》中的《抽思》中叙述自己的心境时写道: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20]

说自己本来是可以逃开这块使他受难的国土而去自寻出路的,但是一看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自己就又冷静下来,感到绝不能离开。这说明屈原在选择自己的出路时,心里牵挂的仍然是人民。这种对人民的赤诚之心,说明屈原爱国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总之,屈原敬重人民、同情人民、心系人民的思想,充分表现了其爱国主义具有深刻的人民性。这种深刻的人民性,正是屈原爱国主义的核心之所在。

(三)

屈原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除表现在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之外,还表现在富有感情的执着性。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情感。爱国主义的情感越是深厚执着,就越能激发人们对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人们对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祖国对人民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爱国主义的外在表现,就在于感情的执着性。屈原爱国主义的情感非常深厚,他那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动人心弦,感人肺腑。

屈原爱国主义的执着性,突出地表现为对祖国的报效之志,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和对祖国的忠诚之心。

如前所述,屈原在《离骚》、《九章》等诗篇中,向人们展示的就是诗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光辉形象。他那种对祖国表现出来的强烈热爱、深情眷恋和无限忠诚的思想感情,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离骚》中,诗人表现了自己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和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坚强决心。诗人写道: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说自己并不计较个人的荣辱祸福,所担心的只是国家的存亡。

乘骐骥以驰骋兮,耒道夫先路![21]

表示愿意一马当先,为祖国开辟走向富强的道路。在这里,屈原表现出来的对祖国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是跃然纸上。

当着屈原被疏远遭放逐,背井离乡的时候,他仍始终表现出“忍而不能舍”的忠贞之情。他从未对祖国流露过丝毫抱怨的情绪,相反,眷恋祖国的感情却表现得更加执着。在《九章》的《抽思》中诗人写道:

望盂夏之短夜兮,何晦月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22]

说在放逐的岁月里,夜虽然很短,但自己睁睁地却睡不着,总觉得这短短的一昼夜竟象似一年,再想起离回郢都的道路实在遥远,以至每夜梦里九次回到郢都。表达诗人对祖国不能须臾忘怀的强烈感情。同样,在《九章》的《哀郢》中诗人这样写道: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23]

他说飞鸟还知道最后返回故林,狐狸临死时还把头冲着它生身的小山。而我的确无罪而遭放逐,因此日日夜夜怎能忘记故都家园呵!这种对故土深切眷恋的感情真是溢于言表。

尤其是诗人在《离骚》结束时,奏出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24]

说他正准备去国远游时,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这时只见车夫悲伤,马也留恋,别转向头就不肯再向前往。从而衬托出诗人不愿离开自己祖国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然而,他和当时黑暗社会既然不能调和,而国破家亡的楚国现实更使他无路可走,于是便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诗人生不离故土,就是死也希望自己的魂灵仍然留在楚国。在《招魂》中诗人采用幻想的手法,以极为殷切、深情的口吻,一再推崇楚国美富、可爱,形容四方险恶,来劝戒魂灵不要到天上、地下或者四方去,认为魂灵唯一美好、可以安身的地方还是楚国[25]。这种赤子之情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总之,屈原对祖国的报效之志、眷恋之情、忠诚之心,生动体现了其爱国主义富有炽烈的感情执着性。屈原爱国主义富有的这种感情执着性,正是其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综上所述,屈原爱国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特征表现在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富有感情的执着性。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与成千上万志士仁人的爱国思想汇成炎黄子孙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中华的富强,牵系着炎黄子孙的心。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屈原爱国主义思想,弘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实现四化、统一中华,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屈原家乡的宜昌,我们要把屈原研究不断深入下去,用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干部群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开发三峡、振兴中华作贡献!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7]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二十四史》(1),第2481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

[2][8][17][19][21][24]屈原《离骚》,陈子展《楚辞直解》,第55页、56页、47页,6576页、4142页、76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3][11] [13]《战国策》(楚一、三),杨冬主编《尚书·国语·战国策》,第364页、374页,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

[4] [15]《战国策》(中山),杨冬主编《尚书·国语·战国策》,第547页,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

[5][6]屈原《九章》(惜往日),陈子展《楚辞直解》,第128页、219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9]屈原《九章》(涉江),陈子展《楚辞直解》,第183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10]屈原《九歌》(国殇),陈子展《楚辞直解》,第113115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12]《战国策》(韩),陈子展《楚辞直解》,第28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14]贾谊《新书》(春秋),《百子全书》(一),第362页,1993年岳麓书社出版。

[16]《左传》(宣公十二年),第131页,1988年岳麓书社出版。

[18][23]屈原《九章》(哀郢),陈子展《楚辞直解》,第186页、192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20][22]屈原《九章》(抽思),陈子展《楚辞直解》,第194页、198199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25]屈原《招魂》,陈子展《楚辞直解》,第333358页,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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