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元帝国：忽必烈
　　　　——蒙古族民族精神之硕果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文化超人孛端察儿激发的蒙古族远古历史现象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无论在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活动，均将蒙古族引领进了全新的社会阶段和境界。
　　孛端察儿开创了蒙古族人的历史，唤醒了蒙古族伟大的历史意识。从孛端察儿开始，蒙古族先民们将神的意志放在一边，忙碌在人所应关心解决的俗务上。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蒙古族历史上首次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氏族受姓”现象。从《蒙古秘史》记载的资料来看，朵奔蔑儿干和阿兰豁阿所生二子、阿兰豁阿与传说中“光”（神）相感而生的二子，及朵奔蔑儿干之兄都蛙锁豁儿所生的四子，他们的后代从那时起都分别以自己父亲的名字，作为自己氏族的名号（只有孛端察儿的后代不同，可能孛端察儿是半神半人的缘故吧）。这一历史现象就是蒙古氏族社会母权制的废除和父权制的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父权制之所以取代母权制，是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改变了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因而产生了改变传统继承制度的必要。这说明蒙古族先人们已为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恩格斯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促使历史的脚步不可遏止地迈向国家。所以，恩格斯将自己的精典著作名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蒙古学大师亦邻真先生说：“那些古老的氏族和部落总是沿袭血缘脐带的传统名称来称咱自己的，不会象他们后人那样，想到“大哉乾元”便号国为‘元’。”（《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390页 注文）
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蒙古族民族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做为开创建立大元帝国的元世祖忽必烈，自然要把先祖们“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的故事讲述下去。
其实，“头领”就是“元”，“元”就是“头领”。《左转·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荀子·王制》：“元恶不待教而诛”。其中“元”，为头、头领之义。《史集》讲：“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做成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前引该书第11页）
忽必烈，生于1215年，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时，忽必烈已经是个“仁明英睿”的十二岁少年。由文化超人孛端察儿开创的黄金家族的历史及其精神史，必然深深地烙进忽必烈的精神世界，蒙古族民族精神也会转化为忽必烈的人生观、价值观。
　　历史上的蒙古族，武力方面“只识弯弓射大雕”，但是，如果仅就这一点来理解蒙古族，则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极其发达的民族，伴随在漠北兴起的历史脚步，蒙古大汗必责令必阇赤（书记官）写历史。蒙古族又极珍视自己的精神财富，皇家秘史（脱卜赤颜）不准外人看。元仁宋时，权臣铁木迭儿就因为“盗观国史”，遭到弹劾。
　　历史的原因（包括上述原因）造成，后世人对蒙古族精神史缺乏了解，对蒙古族民族精神史尚欠研究，面对珍贵的蒙古史史料，往往注入的是汉族人精神。如此阐释蒙古族历史，很难得到客观的看法。
　　应该说，忽必烈将先祖提出的“头领观”发挥到极致，大元帝国就是“头领观”精神外化的产物。但是，“头领观”提出的历史过程，当时属皇家“机密”，只有忽必烈为首的蒙古族黄金家族所掌握，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只能密而不宣。
　　蒙古族民族精神发展到忽必烈时代，其表述方式更加丰富，并且完全汉族化；其内容则蕴涵着“头领观”的精神因子。
　　公元1264年，忽必烈在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大见成效的基础上，把初立“中统”之元改为“至元”，并在改元诏书中明确表述：“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
　　与以往的历史家不同，我们在这里试沿袭“头领观”对上述观点进行阐释。
　　忽必烈表述思想观点时，抛弃了“天神知道”、“获上天之佑”、“赖长生天赞力”的套语，“应天”的“天”不再指“天神”，而是“天意”，也就是“民意”，所以上句的“天”与下句的“民”相对应。《说文解字》说：“天，颠也。”颠，是人的脑门，也是指“头”。“至诚”、“实惠”都是价值取向，是“好”，如果用蒙古语翻译，这两个词都含有“赛（蒙古语：好）的意思。如果从蒙古族民族精神源流来看，忽必烈的“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完全可以追溯到始祖孛端察儿“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的“头领观”。所不同的是，孛端察儿在饱受苦难的生活中，发现人的价值，并提出“头领观”的同时，抢掠“无个头脑管束，大小都一般”的统格黎河百姓，建立起父权制家庭奴隶社会；忽必烈自1244年即“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二十年后，终于提出了自己的“头领观”——“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这次，忽必烈治理的是大元帝国。
　　自孛端察儿至成吉思汗约十一世，至忽必烈约十三世，约300年。这300年是黄金家族最苦难最辉煌的300年，亦为蒙古族民族精神建立、成熟、光大的300年。从精神史的意义上说，只有在父祖时代提出了“头领观”的民族，才有可能走向世界。
　　忽必烈的“头领观”确实以一己之“至诚”，换来万众的“实惠”。陈垣《西域人华化考》：“自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适千里者如在广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忽必烈的大元帝国，把全国领土完全置于中央集权制统治下加以治理，从而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大统一的多民族同生共存的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修学校，崇经术”，“作养人才”，“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萨蛮教并存，使各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营建“都邑城廓”，增设驿道驿站，沟通各地区各民族间和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和思想的联系。纵观忽必烈大元帝国，其实就是“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民族精神价值观的实践所结出的硕果。

　　结 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黑格尔第一部哲学著作是《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称之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初期的精典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5页）可见马克思主义精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一点不亚于对物质生产方式的重视程度。
　　一个民族的精神现象就是民族精神的发展史。通常被认为是“现象”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比“本质”的东西更重要，甚至是真正的本质。诞生了“一代天骄”的蒙古族，不仅创造“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征服史，更创造了与之等量齐观的，以“头领观”为基石的民族精神史。从某种意义看，征服史是表象，精神史才是本质。从阐释精神史出发，我们才可能客观地解读蒙古史和元史中的种种文化之谜。例如：“元”其实就是“头领”。

　　主要参考书目

　　《蒙古秘史》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校勘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年9月第1版。
　　《史集》第一卷 第二分册 [波斯]拉施特 主编 余大钧 周建奇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9月第1版
　　《世界征服史》 [伊朗]志费尼 著 何高济 译 翁独健 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元史》 中华书局校点本
　　（本文为作者研究蒙古史专著《天神之歌》中的一章。作者为原插队知青。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