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感言二

我国陕西省旅游大市韩城市有座闻名遐迩的古建筑《司马迁祠》，祠后有座司马迁的衣冠冢墓。据说此墓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代重修建的。司马迁衣冠冢墓按照蒙古族风格修建成蒙古包式，圆形，穹庐顶，用砖砌成，并立有元朝碑文。韩城的农民作家赵丰韩老先生在长篇叙事诗《韩城市旅游景点浅描》一书中对司马迁的《衣冠冢的由来》这样描述道：

世祖忽必烈， 《史记》常钻研。中华多民族，从不称夷蛮。

匈奴大禹后， 皇帝是轩辕。华夷共同宗，民族共发展。

由此很感动， 忙把冢来建。仿照蒙古包，将土冢砌砖。

衣冠坟初建， 形如蒙古包，书碑作纪念。唯一正祀祭，

写入元法典。 全朝文武官，都要做悼念。亲自念祭文，

声泪俱下惨。 后悔不同朝，顿足呼苍天。祝愿太史书，

千年万代传。

我国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氏。其父司马谈，曾任汉朝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书立传，记述朝中历史。一次在朝廷因替李陵战败降匈奴之事辩解而惹怒汉武帝，受到酷刑—宫刑。之后继任中书令，发奋完成所著史籍，写出历史巨著《史记》。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等荣誉称号。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师。年轻时就立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豪情壮志。他漫游中国各地，了解民风民俗，采集传闻典故，知识丰富。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史记》最初没有正式书名，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简称“太史公“。

“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汉书》（班固著）、《后汉书》（范晔、司马彪著）、《三国志》（陈寿著）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四史”中之首，被文豪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元朝皇帝忽必烈为什么对司马迁如此重视，对其又搞祭祀活动，又重新修建衣冠冢墓。对此，根据相关历史资料作一剖析。

一、 忽必烈祭祀和重修司马迁衣冠冢墓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曾敕命在韩城对司马迁进行过两次祭

祀活动，并用正祀的规格祭祀司马迁。同时由朝廷拨款重新修缮了司马迁祠墓，并对韩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

我国古代祭祀的规格有三种，分别是正祀、里祀和社祀。正祀是国家级的祭祀，即国家令典明载的祭祀；里祀和社祀均为地方性祭祀。过去，韩城的司马迁祠自创建以来多数为里祀和社祀性质的地方性民间祭祀，而用正祀规格祭祀司马迁的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忽必烈在敕命祭祀司马迁的同时，还在祠内修建了宫殿，这座风格豪放的元代建筑至今仍巍然矗立在司马迁祠院内。

《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祠后有司马迁的衣冠冢。至元二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命祭祀司马迁祠，将原来的土冢按蒙古族风俗改为砖砌冢，改建后的墓冢一直保留到现在。其形为圆筒形，状如蒙古包，四周垂直，顶为穹庐形，上植古柏，看起来华贵而大气。以自己的民族风格为司马迁修建蒙古包式的大墓，表明司马迁在忽必烈心中享有的至尊至亲至高的地位。

当时，祭祀司马迁的祭文是用元朝官方使用的八思巴蒙古文字写成的，收录在韩城市政协芝川文史组编写的《古韩雄镇》一书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忽必烈祭祀太史公的心情。翻译出的祭文如下：

“惟至元二年二月初八日午时，大元天子忽必烈，以微饈淡酒致奠于‘史圣’可见金像之前曰：大哉，先生！编一统大志，首谈民族发展；不畏权贵，直录无隐，此乃史官之天职，人格之体现。辨善恶，明是非，述往事，思来者，足以为后世帝王立法，使乱

世贼子生惧。以史为镜，兴国富民，不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何等壮哉！

呜呼！汉武独有雄才之名，二师实为害贤之奸，李陵穷降匈奴，罪在昏君，史迁无辜受戮，惨绝人寰。为人主者，不识忠奸，有眼无珠，祸国殃民，咎由自取，岂可欺世！

呜呼先生！寡人不才，身生异邦，读其《史记》，思见其人。恨不能生于同代，得以领圣贤之教，一在天之上，一生地之角，先生有灵，指我迷津。天下知我唯有君，我以我血荐轩辕。呜呼哀哉！尚飨！”

忽必烈在祭文中直述胸怀，对司马迁及其巨著《史记》作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以帝王的身份对汉武帝行刑司马迁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和无情鞭挞！尤其是祭文中的最后一段文字寓意深远，不但表现了忽必烈对“领圣贤之教”的急切，而且表现了他对汉族民众对他不认同感的极大冤屈、无奈和悲愤！相传祭祀时元朝命官号天哭地，场面隆重而悲痛，十分感人。

二、 忽必烈为巩固统治、解决民族矛盾而祭祀司马迁

《元史》146卷记载，窝阔台大汗时期，公元1229年，蒙古

大军就由龙门入境，攻破韩城，在此长期驻军，直至元王朝灭亡。当时，蒙古军队占领了中国北方后，特别是中原地区。由于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民族矛盾之间的冲突，一直此起彼伏，不断发生，直接冲击着蒙元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基础。

继窝阔台汗之后，蒙哥称汗，委任其弟忽必烈“总领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年轻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学习汉法、汉文化。他除自己带头学习孔孟之道的《伦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等经典书籍外，他还精心研读了《史记》一书。发现《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篇章，对我国少数民族作了记载和论述。《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这说明夏后氏是大禹的苗裔。这一记载不仅说明了匈奴人是大禹的后代，还直接把我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蒙古族在内统统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司马迁没有把少数民族列入蛮夷之列，予以歧视，而是讲述“华夷同宗，民族平等”的宏大的民族观念，这被当时的忽必烈所吸引。这位草原上的雄鹰已经把犀利的目光投向了未来，心中已经形成了要建立一个地域辽阔、规模空前、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帝国的设想。《史记》的观念无疑触动着忽必烈的神经，对忽必烈要建立一个统一正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依据。

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把大都定位国都。当时是忽必烈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在汉地推行汉法。他敏锐地认识到，要想长久统治中国，最大问题不仅是军事占领，而是如何维持长期统治，与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问题。因此，他一方面对朝中蒙古统治集团中保守势力狭隘的“维持旧俗”观念进行斗争，在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推行汉法”与

“维持旧俗”之争；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大力推崇儒教，建立孔庙， 颁布了一系列劝课农桑，严禁废耕田为牧场的改革诏令。这些政策措施对恢复生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存在的民族矛盾，汉族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等问题始终难以清除，这显然对建立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政权是十分不利的。如何使汉族民众从思想上认可大元政权的正统性，认可自己这个皇帝是中原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及以什么理由继续进行征服南宋的战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找到一个有力理论依据。

建立一个地域辽阔、规模空前、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元帝国，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大一统民族融合政权的思想。忽必烈通过学习司马迁的《史记》，终于找到了依据。司马迁的《史记》中通脱大气的民族观让他看到了希望，使他找到了自己拥有正统王朝的思想基础。由此，忽必烈吸纳通用，最终形成了“元为中国帝，行中国事，民为中国人，族为中国族；视天下为一家，全国为一体，自己是正统王朝的一员”的政治思想体系（见《建元中统诏书》）。出于政治需要，史圣司马迁自然成了忽必烈心中的圣人。利用圣人帮助自己，这在忽必烈看来是个极好的办法。于是，在史圣之故里、大禹治水之龙门——韩城原《司马迁祠》内祭祀司马迁、重修司马迁衣冠冢墓等，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忽必烈皇帝的活动内容了。

历史在变迁，时代在发展。如今，国家已将韩城市的《司马迁祠》及司马迁衣冠冢墓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辟为

旅游参观景点。游客可通过瞻仰、参拜、参观和游览等方式，了解司马迁的事迹，观赏元代古建筑和回味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祭祀、重修司马迁衣冠冢墓的良苦用心。学习历史，古为今用。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秉承司马迁老先生的民族观点，中华民族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兄弟姐妹是一家。各民族人民平等团结、携手并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