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思维方式的层面， 探讨界定地方学具体研究对象的路径，以

明确地方学体系构建的思路。文章认为，立足地域性、着眼科学性、注重功能性，是

地 方学构建中思维方式的三要素。这三者的统一便构成地方学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文章认为地方学研究要以地域变迁、历史演变、民族分布、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民

俗风情为基本研究对象；要注意把握历史文献、历史传说和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

果；要重视文化保护、文化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特色内容。文章按照地方学构建

中的思维方式，就北京学体系构建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北京学应以北京城市

变迁为线索，以北京历史演变、北京民族聚居、北京语言特征、北京宗教信仰和北京

民俗风情为重点，以北京考古发现、北京文物遗存等为特色，构建学科体系。

关 键 词  北京学  地方学  体系构建  思维方式

 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探索事物朝着预期发展的思维定势，这就是指导事物发展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在事物发展中，人们总是注重思维方式的把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实践中领悟真谛，明确要领，廓清思路，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地方学研究也是如此。笔者写作本文，就是旨在研究地方学构建的规律，探索指导地方学体系构建的思维方式。为此，笔者在本文中，将通过研究地方学构建思维方式的组成要素，阐明地方学构建思维方式对地方学研究对象的具体界定，并以此为依据，就北京学体系构建的思路提出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对北京学以至整个地方学的构建问题，无疑都会有所裨益。

一、对地方学构建思维方式的把握

地方学构建思维方式，是梳理地方学构建思路的思维定势。要把握这种思维定势，就要明确其组成要素。笔者认为，地方学构建思维方式应包括三大要素，这就是立足地域性、着眼科学性和注重功能性。

首先，就立足地域性而言。任何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空间就是地域。地域是个相对而具有层次性的概念。对于整个地球而言，不同洲际、不同语系、不同国度的所在之地，都称为地域；而对于同一个国家而言，地域指的则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属类、不同行政区划的所在之地。地域对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就是，地域因素，构成人们活动的前提和民族形成的要素；地域性质，规定人们活动的方式和社会开化的形式；地域演变，影响人们活动的程度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对此，白寿彝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中，论及了这个问题。[1]他认为，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土地是人类生产和生存的源泉，是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基础；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也都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把地域性放在民族内涵四要素之列。[2]白寿彝教授在文中具体阐述了地理条件与民族形成、民族差别和民族交往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差别，是同地理条件之不同有关的。他举例说，北方民族因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比较快，这与他们从事集体的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而南方民族，则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极不利于联系和联合。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超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发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白寿彝教授引用《史记》上的记载讲，在汉代，关中平原，人民“好稼穑，殖五谷”，以农业为主；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燕地，“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吴郡，“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等等，各不相同。从而说明了地理条件的性质及其复杂性，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不同方式和社会开化的不同形式，以及造成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白寿彝教授还在文中说明了地理条件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他说明了河流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沙漠变迁对历史的影响。他还引《通典》关于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斂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的记载，说明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于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覆灭于贞观初年的影响。正因为地域对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影响深刻，致使地域性成为地方学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学就是研究人类活动中的地域状况与人类在地域之中活动状况的学科。立足地域性，才能界定地方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明确地方学的体系构建思路。由此可见，立足地域性，是地方学构建的真谛之所在。

其次，就着眼科学性而言。科学性是地方学的基础支撑。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讲的是学科求真的基础，另一方面讲的则是体系构建的支撑。对于前者而言，是共性的，因为科学性是任何学科求真的基础。无论任何学科，要研究其间的规律性，探索其中的真理，都离不开科学性。自然，地方学研究也要讲究科学性。但对于后者而言，则是个性的，是针对地方学研究问题而论的。因为科学性不仅是地方学学科求真的基础，而且是地方学体系构建的支撑。换句话说，科学性是界定地方学具体研究对象的重要思维定势。大家知道，地方学学科求真的科学性，是通过历史文献提供依据、历史传说提供线索、文物考古提供佐证等诸多途径实现的。而地方学学科求真科学性的实现形式，也就是历史文献、历史传说、文物考古等，本身就是人类在地域之中活动状况的具体表现，进入了地方学研究对象的视野。人们熟知的敦煌学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敦煌地处甘肃西部。早在公元前121年就归入汉朝版图。在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敦煌一直是中西交通的要冲，著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敦煌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印度佛教就是首先通过这里而传入我国内地的。公元3世纪，敦煌成为佛教圣地。从西晋时代（366年）起，敦煌莫高窟（即千佛洞）便开始开凿，以供佛教徒修道和瞻仰礼拜。洞里有彩色塑像，窟顶和四周墙上绘有各式各样的壁画和装饰图案。莫高窟从开凿到结束，历经1000多年，现存洞窟492个，存有大型彩塑佛像2411个，宏伟瑰丽的壁画45000多平方米。除莫高窟外，西千佛洞、榆林窟（即万佛峡）和山峡口的小千佛洞，也凿有许多石窟，保存了许多彩塑和壁画。这一切形象地反映了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生动地记载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程。而随着莫高窟藏经洞的被发现，便使敦煌一举成为世界瞩目的敦煌学的发祥地。1900年，居住在莫高窟的当家道士王园箓，在清除石窟甬道的积沙时，看到一睹壁画的墙面上有裂缝，他便把墙壁挖开，发现是一间小石室，里面堆满了成轴的经卷写本、拓本、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地理志、契约、账簿、织绣、印花织物、绘画、铜像等。这些卷本除汉文外，还有西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等。这里收藏了自西凉建初六年至北宋至道元年（公元410年至995年）近600年间各代的历史文献和文物40000件，反映了中国社会连绵千余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技等方面的情况，被称为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百科全书”。1909年，王仁俊首先刊布《敦煌石室真迹录》，1930年我国学者陈寅恪先生率先提出“敦煌学”的概念，这年，陈恒整理国内敦煌遗书8679卷，编成《敦煌劫余录》。从此，“敦煌学”便开始了自己的百年研究之旅，而成为举世闻名的地方学中的显学。敦煌学按其组成部分可分为历史文献和窟寺艺术两大类。按研究内容可分为敦煌史地、敦煌美术、敦煌建筑、敦煌乐舞、敦煌宗教、敦煌文学、敦煌语言文字、敦煌科技文献和敦煌版本文献研究九大类。[3]从敦煌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可以看出，作为敦煌学学科科学性实现形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既是敦煌学学科求真的基础，又是敦煌学体系构建的支撑。这一切表明，着眼科学性也是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当然，作为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着眼科学性与立足地域性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后者决定前者，而前者则是后者的相关表现。其中的道理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有所说明，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最后，就注重功能性而言。任何学科都有其功能性，功能性是诸学科的价值取向。当然，功能性也是地方学的价值取向。但是笔者强调功能性，并非仅仅是讲地方学的价值取向问题，而是要研究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问题。也就是说，讲功能性，固然涉及到地方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地方学的体系构建问题。换句话说，功能性是界定地方学具体研究对象的重要思维定势。大家知道，地方学的功能性，突出地表现为对文化保护的倡导、对文化服务的推动、对文化交流的促进等多项内容。而地方学学科价值功能性的表现内容，也就是文化保护、文化服务、文化交流等，本身就是人类在地域之中活动状况的具体表现，进入了地方学研究对象的视野。如同地方学学科求真的科学性一样，地方学学科价值的功能性对地方学体系构建的意义，也是由地方学本质属性的地域性决定的，不过是地域性的相关表现罢了。闻名遐迩的北京故宫，其文化研究与保护、开放，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18年基本完成，后虽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着原有的布局。故宫占地72万多平方米，屋宇9000余间，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四周宫墙长约3400米，四角有结构复杂、形制别致的角楼。宫墙外环绕着宽52米的护城河，形成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故宫中的宫殿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和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内廷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皇子公主们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有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及东西六宫等建筑。故宫正门南向，称午门，门外是南北狭长的前庭，通过端门直达皇城正门天安门；北门为神武门，东门为东华门，西门为西华门。午门内为一方形广场，东西贯穿着弯曲的内金水河，河上跨五座汉白玉单孔式的内金水桥。桥北即外朝正门太和门，面阔九间，重檐庑殿顶，两侧旁门左称昭德，右为贞度；广场东西有通往文华、武英殿的协和、熙和二门。太和门内轴线上前后排列着外朝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建在一个工字形三层汉白玉的台基上，是故宫中的主要建筑，形制高大，气势磅礡。保和殿之后为内廷正门乾清门，轴线上的建筑有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及其周围的12座宫院。乾清宫东西各有六组自成体系的院落，即东西六宫，每组院落都由前后殿、东西庑的标准格局组成。东六宫以南有奉先殿、斋宫和毓庆宫，西六宫南面为养心殿。内廷中轴线以东有宁寿宫一组建筑，俗称外东路；西为慈宁宫、寿康宫、英华殿等。内廷另有花园三座：御花园在中轴线的煞尾处；宁寿宫花园在宁寿宫、养心殿之间；慈宁宫花园在慈宁宫之前。故宫全部建筑瓦顶皆用黄琉璃筒瓦，金碧辉煌，豪华壮丽，集我国明、清建筑艺术之大成。[4]被誉为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齐名的世界五大宫之一。故宫内保存的诸多珍贵文献、文物，是研究明、清两代历史和历代艺术的重要资料。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于1914年便在故宫前部分（外朝）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当时故宫的后部（内廷）宫殿仍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居住。1924年，溥仪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10月，后部成立故宫博物院。1947年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及其文物便成为其研究对象。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故宫收藏珍贵文物、文献档案达91万多件，研究的出版物有150多种，其中《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院刊》为季刊。[5]故宫文化的研究，为故宫保护管理、开放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故宫在保护、开放、交流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现在，经过大面积整修的故宫焕然一新。据CNCN旅游网介绍，目前故宫一些宫殿中设立了综合性的历史艺术馆、绘画馆、分类的陶瓷馆、青铜器馆、明清工艺美术馆、铭刻馆、玩具馆、文房四宝馆、玩物馆、珍宝馆、钟表馆和清代宫廷典章文物展览等，收藏的古代艺术珍品已达1052653件，占中国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很多文物是绝无仅有的无价国宝。这一切，使故宫成为中国收藏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不仅是中外游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而且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和闻名“窗口”。每年，前来故宫参观考察的中外人员络绎不绝。固然故宫的文物保护、文化旅游、文化交流，是故宫文化研究功能性的表现，但其本身早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正是这种文化创造，使之进入了北京学研究的视野，而成为北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上北京故宫的文化研究与保护、开放，如同敦煌历史文献和文物的研究与展示一样，都不是历史文化自身孤立的传世与展示，而是科研与保护、创造与承传、创新与发展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文化保护、文化服务、文化交流等，本身就是新条件下的文化创造。这就是在地方学构建中，地方学学科价值的功能性，以及地方学学科求真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人类在地域之中活动状况的具体表现，进入了地方学研究对象视野的实质所在。认识了这个问题，也就把握了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

总之，地方学本质属性的地域性，学科求真的科学性，学科价值的功能性，构成了地方学构建思维方式的三要素。其中立足地域性，是地方学构建的基本思维方式；而着眼科学性和注重功能性，则是地方学构建的相关思维方式。这三者的统一便构成地方学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因此，在地方学构建中，一定要遵循三要素的思维方式，立足地域性，着眼科学性，注重功能性。这样，才能廓清研究思路，明确研究对象，构建研究体系。这就是笔者构建地方学的思维方式观。

二、对地方学研究对象的具体界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把握了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从而领悟了地方学构建的真谛，明确了地方学构建的要领，廓清了地方学构建的思路。下面将按照思维方式引领的路径，从三个方面来对地方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加以界定：

一是立足地域性，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立足地域性，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要从“主体在空间中的活动”入手，把握地域、历史和民族等方面。首先要研究地域变迁。以地域变迁为研究对象，其架构应站在地域与人类活动关系的高度来思考，以避免同一般地理学的架构相雷同。具体来说，要从自然地域与人文地域两个方面着手。前者应包括该地域的地质形成、自然条件、山水形胜和地理变化；后者应包括该地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变迁。其次要研究历史演变。以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其架构应从地域的角度与地方学构建的层面来思考，以避免在体系上与一般地方史的架构雷同，以防止在内容上与一般地方史一样面面俱到。具体来说，思考地域历史演变的架构，要遵循“脉络、特色、地位”三要素，把握地域历史整体的脉络与发展的沿革，选择最具地域特色的架构部类，突出在全国历史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与事件。最后要研究民族及其相关的问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就是关于民族内涵四要素的经典论断，概括起来就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和共同心理。其中，“共同生活”指的就是历史，而“共同心理”讲的则是信仰，包括宗教，以及民俗风情等。以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其架构应按照“四个共同”的内涵来思考。其内容除上面所讲的地域变迁与历史演变之外，还应包括民族分布、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等。总之，立足地域性，地方学研究要以地域变迁、历史演变、民族分布、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为基本研究对象。

二是着眼科学性，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着眼科学性，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要从“学科研究的依据”入手，把握历史文献、历史传说和文物考古等方面。但是这些方面能否界定为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要以其体现人们在地域中的活动及其进入地方学研究对象视野的程度而定。也就是说，在地方学研究中，这些方面，除作为学科求真科学性的实现形式外，自身研究所体现的创造性越高、成果性越强、影响性越广，那么，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方面并非是地方学研究的必选对象，而只是择选对象。如果这些方面研究的成就显著，那么，便可以“文献挖掘”、“传说整理”、“文物考证”和“考古发现”等方面，以及其中某方面更典型的具体类别，纳入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比如，流传在西藏、蒙古等族的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它是11世纪以来，在藏族民间陆续创作而成的。它是至今世界上最宏大的一部史诗。其故事情节复杂曲折，叙述完备，十分动人，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地位。而对流传中的《格萨尔王传》进行研究整理，本身又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因此，作为《格萨尔王传》探究，便可以纳入相关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由此可见，着眼科学性，地方学研究要注意把握历史文献、历史传说和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根据具体情况界定其具体研究对象。

三是注重功能性，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注重功能性，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要从“学科研究的价值”入手，把握文化保护、文化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同历史文物、历史传说、文物考古等方面一样，文化保护、文化服务、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是内容相当宽泛、层次十分复杂的。具体说来，文化保护包括物质文化遗存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两个大类；文化服务包括文化服务经济、旅游、 城市建设等诸多门类；文化交流包括文化交流样式与文化交流品牌两大类型。对于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而言，这些方面及其类型，同样只是择选对象，而并非是必选对象。能否被界定为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也要以其体现人们在地域中的活动及其进入地方学研究对象视野的程度而定。在地方学研究中，这些方面及其类型，除作为学科价值功能性的表现内容外，同样是自身发展所体现的创造性越高、成果性越强、影响性越广，那么，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这些方面及其类型发展的成就显著，那么，便可以其典型方面或典型类型，纳入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如同以上所述北京故宫可纳入北京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一样。由此可见，注重功能性，地方学研究要重视文化保护、文化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特色内容。这样，才能根据具体情况界定其具体研究对象。

总之，笔者认为，按照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地方学研究要以地域变迁、历史演变、民族分布、语言特征、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为基本研究对象；要注意把握历史文献、历史传说和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要重视文化保护（物质文化遗存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文化服务（文化服务经济、旅游、城市建设等）和文化交流（文化样式与文化品牌）等方面的特色内容。这就是笔者对具体界定地方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想。

三、对北京学体系构建思路的设想

以上笔者就把握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与界定地方学研究的具体对象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下面笔者将按照地方学构建中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界定地方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想，就北京学体系构建思路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北京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交流看法，如有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按照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界定地方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想，构建北京学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构建北京学应以北京城市变迁为线索。北京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和古都之一，建城时间距今达3000多年。构建北京学理当以北京城市变迁为线索。对于北京城市变迁的架构，应包括自然北京与人文北京两个方面。自然北京除包括北京的地质形成、自然条件、山水形胜和地理变化的内容之外，还应将北京区位的特征纳入其中。因为北京的区位特征，在北京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对北京城市变迁、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宗教演变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人文北京除包括北京城市形成和变迁的内容之外，还应将北京古都的沿革纳入其中。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北京就是燕国的国都。自金代起，建都历史计达700多年，而自元代起，便取代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又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首都。这在中国城市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对北京学的研究影响极为深刻。

二是构建北京学应以北京历史演变、北京民族聚居、北京语言特征、北京宗教信仰、北京民俗风情为重点。北京学与一般地方学相比，基本研究对象是共同的。因此，作为思考一般地方学研究对象架构的原则、方法及所应注意的问题，在北京学研究中，也都应该贯彻和体现。但是诸研究对象的具体名目和内容，则彼此是各异的。在北京历史演变中，无论是历史脉络与发展沿革，还是历史地位与历史特色，北京学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和内容。作为全国普通话的标准语音，北京语有自己独具的特色。由于区位特征及政治地位，使得北京成为民族的融合之地，就连北京城的内外城的布局，就反映了这种状况。这一切，造成了北京宗教信仰的不同表现，也为北京的民俗风情带来了鲜活的内容。因此，北京学体系构建，要把基本研究对象与北京学研究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基本研究对象为线索，以北京具体实际为内容，在资料占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具体名目，选择特色方面，思考体系架构。

三是构建北京学应以北京考古发现、北京文物遗存等为特色。在立足地域性界定学科基本研究对象的同时，着眼科学性和注重功能性界定学科特色研究对象，是北京学体系构建的关键所在。根据笔者对北京学研究相关资料的基本理解，认为构建北京学，应以北京考古发现与北京文物遗存等为特色。道理很简单，北京历史悠久，古都影响深远，文化底蕴丰厚，以致北京地下地上多是“宝”。北京考古发掘年代长久，成果丰硕。这不仅对北京城市变迁、历史演变、文化承传的研究考证关系直接，而且对全国研究考证人类起源、历史发展、文化流变意义重大。“北京人”的发掘及其头盖骨等文物下落不明而轰动世界之事，就早已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因此，把“北京考古发现”，界定为北京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无疑是很有特色的。同样，北京历史文物极为丰富，保存完好。仅在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简介中所列举的就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十三陵、万里长城和中国猿人遗址等。[7]这些革命和历史文物，是北京、中国、乃至世界极为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文化鉴赏价值。因此，把“北京文物遗存”，界定为北京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无疑也是很有特色的。笔者认为，思考作为研究对象的“北京考古发现”与“北京文物遗存”的架构，应以“三结合”为宜，这就是把综述与分述相结合、考证与保护相结合、交流与发展相结合。这样架构，其中的文化韵味更深，文化品位更高，文化价值更大。这里要说明的是，作为北京特色的研究对象，并非仅限于这两个方面，要在构建过程中，立足北京实际加以界定。正因为如此，笔者便在这两个方面之后加上了“等”这个字眼。

总之，按照地方学构建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界定地方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想，笔者认为构建北京学应以北京城市变迁为线索，以北京历史演变、北京民族聚居、北京语言特征、北京宗教信仰、北京民俗风情为重点，以北京考古发现、北京文物遗存等为特色，构建学科体系。这就是笔者在北京学体系构建思路上的基本设想。

注释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第118-154页，1989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6]《斯大林选集》，第61-64页，197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3]金哲等主编《世界新学科总览》，第474-477页，1987年1月重庆出版社出版。

[4]、[5]《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编委会编，第12-13页，16页，1985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7]王建辉 易学金主编《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第449页，1998年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版）。

（作者简介 刘开美，男，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原

副院长、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域文化和

地方学研究。近十年在市、省、国家书报刊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学术文章200多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