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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草原游牧文化面临挑战下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发表日期:2008年9月7日      作者:杨富有     【编辑录入:admin

挑战与机遇并存,保护与发展兼容

 

 


                     

 

内蒙古地区草原文化的主流之一无疑应该是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而在谈及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文化时,匈奴、契丹、鲜卑等为数众多,尽管自古以来就呈现着多元性、开放性的特点,但对今天产生至为深远影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蒙古族为主的游牧文化。这种文化得以形成并发展,其实是有赖于与这种文化特质相一致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游牧生活。“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历史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①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深刻受到农耕文明、当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影响,传统的游牧产业对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而言甚至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定居代替了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明、游牧文化当然也受到了冲击。对于这种传统的灿烂辉煌的文化而言,这是一种严峻的生存挑战。

任何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有保留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诚如前面所言,生存方式(主要是指生产与生活方式)总是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其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这其实意味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存在会孕育与之相应的文化的产生;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会推动与之相应的文化的发展;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当然也会影响到与之相应的文化并使之随之发生变化。由此,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现实中,作为草原文化主流之一的传统游牧文化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根据以上的陈述,一般情况下看来,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传统文化的保留是一组悖论,但是,传统是相对的,今天的现实会变成明天的历史,今天与昨天、今天与明天的衔接与传承会形成未来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保留也是相对的,它不可能是原原本本地将原生态的东西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不同于博物馆中的文化。当然,任由社会发展造成传统文化湮灭而不主动地对文化实施干预保护,也将会使许多传统优秀文化湮灭在历史的大潮中,那不仅是损失,也是不负责任的。尤其重要的在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不仅是多民族平等共存的象征之一,也是一个具有民族平等共存的实质性内容,对于建设、发展和谐关系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在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使之得到发展,使后世共享此一文化资源,有积极而重要的历史意义。

历史事实证明,社会的发展可以使各个民族之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交流和彼此了解,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方面会使一个民族原本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也都有机会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使民族文化在融合中取长补短得以发展。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均衡的,强势与弱势的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消化能力”是不均等的,相对弱势的文化受到的冲击会更大,面临的挑战也就更大。但是,也应该看到,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比如,具体到生息在这片热土上的作为草原文化主体的人,他们的物质境遇正在发生积极的史无前例的巨变,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作为草原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主体的人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正经历着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的一些方面: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往我们只要想到蒙古族就会首先想到那是马背上的民族,其生活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②的浪漫与富足,或者是“旋转木皮斟醴酪,半笼羔帽敌风沙”③的艰辛;现实状况早已不是如此,摩托车、汽车早已替代了马匹。骑马的不是没有,但用于生产放牧的少,这种功能早已退居次要位置,充其量不过是起着辅助作用。曾经有牧民明确地讲:骑骑马,怀念怀念传统的生活。或者,它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向旅游者展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项服务内容。与之相关,现在的牧区,也已经很少见到把马匹、骆驼、尤其是勒勒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现象了。这些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种久远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马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之朝夕相处从而形成的游牧文化中的马文化,当然会受到冲击。随着人们不再对它如此依赖,它已经逐渐淡出哪怕曾经是马背民族的生活舞台。但是,马以及马文化同这个民族曾经如此血脉相连,在草原文化尤其是游牧文化中曾经是如此显赫、重要,今天人们确实有对它进行抢救性挖掘、保护的必要。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毋庸讳言,传统的牧业生产所带来的收益远不及现代工业、城市服务业带来的收益高,牧区的生活也远不及城市的舒适、繁荣,就物质角度而言,向往、追求富足、安逸的生活,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原本就无可厚非;并且,尤为重要的在于:追求进步与富足,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原动力。就文化角度而言,这在客观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这种改变带来的变化有些虽然是隐性的,却是深远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看重的是自己现实中可以改变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文化。

加之近年来草原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生态移民的办法加大草原生态的保护力度,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所以,传统的游牧生活与生产方式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至少,几乎再也见不到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曾经的草原游牧民族也不再单纯以放牧为生,甚至,放牧对于大多数的民族成员而言,也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一种主要的生存方式,这种改变导致的变化几乎是根本性的,例如,作为蒙古民族游牧文化标志之一蒙古包,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比较起城市的居住条件,人们不再认为居住蒙古包是一种好的选择。这样一来,原有的游牧文化被城市化、工业化所造就的文化逐渐同化甚至吞噬,也绝不是危言耸听。但显然,游牧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能反映人类发展进程、生存状态的古老文明之一,至少是同农业文明是一样重要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人类一笔共同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其中蕴含着人类的智慧、品格,乃至人类进步的历史见证。拥有如此重要的文化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荣耀,但当这种文化所依赖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隐退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种文化也就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所以,抢救、保护这种文化,也就成为迫切而不可推卸的历史性任务。

现代传媒带来的文化模式冲击了几乎所有传统文化赖以依存的基础。“艺术对生活的关系完全像历史对生活的关系一样,”④传统文化之所以如此密切地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除了它们源于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外,还同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下产生的交流、娱乐形式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文艺起源的原理,蒙古族歌舞同任何其他民族的歌舞艺术一样,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种交流方式,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手段,也是人们娱乐享受的重要形式和内容。但当现代传媒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时,一方面大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但也冲击了主要是扎根于民间的传统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文化艺术如何更好地生存发展,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关注的问题。

变化与影响诸如此类。其实,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传统游牧文化的冲击绝非仅限于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应该说,影响是全方位的,有立竿见影的,也有潜移默化的。这样的影响,对于作为一种传统草原文化的游牧文化而言,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鉴于我国的草原游牧文化主要是少数族裔文化这一事实,这里讨论的游牧文化保护的实质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这需要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端正思想。因为,民族传统文化固然需要保护,但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借口牺牲一个民族享受科学技术与生产进步带来的文明则无异于本末倒置。所以,重要的不在于讨论是否应该变革,变革是根本无需讨论也不容讨论的,应该关注的是在变革中寻求恰当的因应之道:一方面要思考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如何保护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时代同步甚至领时代先声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的问题。没有保护而任由一种文化湮灭是不负责任的,不图发展只是被动地保护是没有前途的,要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延续并拥有生机,就必须保护与发展并重。

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和谐发展的大问题。尽管,保护少数族裔文化,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有过殖民政策造成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后来也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种政策本身就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有利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多样文化的并存与和谐共荣,这同西方一些国家早期殖民主义阶段人为灭绝少数族裔文化是截然对立的,可以说,我国的国家体制最大限度地为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政治与法律保障。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这只是外在的客观条件,被动地接受保护永远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人,也不会具备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从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人类历史上文化的融合、趋同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避免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⑤

其实,对于一种文化的延续而言,只有保护与发展这两种基本的存在形态。从人的角度上看,保护是一种主观意识驱使下的积极行为;从文化的角度上看,保护是被动的,是一种消极的存在方式,因为只有弱小,才需要保护。因此,保护行为,无论是对于保护者还是对于被保护者,体现更多的都是无奈。即使如此,诚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世界上也不乏成功的先例:无论是美洲、澳洲,还是非洲,殖民政策一度使原住民文化濒临灭绝,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化之所以得以延续,就是实施了有效保护措施,比如建立在文化资源保护基础上的原住民文化保护项目。这些项目由于由政府与社会基金提供保障,项目所涉及到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此受到大的影响,文化也由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延续。对我们而言,有些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仅以生态移民为例,移民如果只是把牧民从草原迁入城市,安排好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那还仅仅是自然生态意义上的移民;其中还必须应该考虑文化上的因素,在自然生态移民中做好文化生态移民的工作——尽可能做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移民行为结束了这些移民的某种生活与生产方式,如果对于依赖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弃之不顾,是短见行为。

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从来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所谓“原生态”文化,也只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停留在它的初始状态。很难想象我们今天仍然用甲骨文或者篆体文字书写会是什么样子,马背上民族的蒙古族即使停留在成吉思汗时代也跟不上当代社会前进的步伐,“胡服骑射”的英明就在于与时俱进的变革。那些认为原生态就是自古至今一成不变的想法,不是食古不化的封闭、狭隘,就一定是别有用心。保护、发展属于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为了抗拒历史的潮流,目的在于至少应该让未来人类的文化构成中有草原游牧文化的优秀基因。这就不得不触及一个无法回避的敏感话题: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有人认为,文化保护就是保留一种文化自己的原有特色,这样的观念看似无可厚非,但是“保留一种文化自己的原有特色”一方面不应该是抱残守缺,拒绝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是排拒其他优秀文化因素,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在影响与融合中通常总有一种文化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封闭自己是没有眼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发展自己,突显自己文化的优秀特性,从而使自己的文化不仅得到发展,而且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

事实上,保护文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展文化,文化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引领时代的发展,它的生命力就是不可战胜的。对于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游牧文化而言,也是如此。必须找到这种文化同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切合点,让它适应当代生产生活与传媒特点,使之成为主流文化而不至于失去传统特色。因此,与时俱进,积极寻求变革,在变革中求发展才是根本之途。因此,更多地将草原游牧文化同现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促使这种文化产生新的与时代同步的活力。简单的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蒙古族的传统游牧文化中有很多生产用具、工艺品等,像传统意义上的蒙古包、勒勒车,它们显然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生活而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们确实是草原游牧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失去是损失,在生产生活中保留又不可能,那就只能寻求变革,在变革中找到它在今天存在的价值。再比如套马杆及其制作,它是蒙古民族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凝聚着蒙古民族的高超智慧,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它已经逐渐退出生产工具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装饰、作为旅游商品开发,甚至让游客参与制作以体验当年的游牧生活情状,未必不是一个好的主意。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其草原游牧文化的特点,又能使之与时代生活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既是保护,也是发展,是保护中的发展,也是最有效的保护,是应该提倡的保护方式。单纯保护,即使物品被保存下来,其中蕴含的智慧仍然会流失,也还是损失。

概言之,草原游牧文化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中,面临着冲击,面临着挑战,传统文化因为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到了考验其能否存续的重要关头。但是对草原游牧文化而言,一方面,这是一个发展这种优秀文化从而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适应时代特点的难得的契机;另一方面这也是建设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历史性机遇。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职责,以科学、开放的心态,发展文化,在发展中使文化得到保护、延续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引文注释: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7

             《敕勒歌》,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86,“杂歌谣词”四

             柳贯,《后滦水秋风词》,《柳待制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见伍蠡甫编《西方文论》(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4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5

参考文献:

1、              黎德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2、              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3、              张应杭、蔡海培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启良,西方文化概论,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杨富有,男,赤峰宁城人,副教授,学士。现任职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联系地址: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科研所    邮编:026000

电子信箱:yangfuyou19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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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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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邮件:jlhdyxa@sina.com 发表时间:2008-12-15 21:27:02
    问题很尖锐也很现实,但解决之途似乎缺乏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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